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高校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其中就包括“超前培养和储备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人才”。“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重大战略，人才关乎事业成败，如何培养会讲中国故事、“一带一路”故事的文化传播专门人才，目前也已引起中国政府和高校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就明确指出“着力深化人才培养合作，”“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 但事实上，中国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专门人才的需求标准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需与求之间瓶颈多，解决难度大。高校是科技、人才与创新的集散地，必须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潜身研究“一带一路”做什么事，需要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这样的人等基本问题，把服务“一带一路”行业发展作为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建设的前提，从培养理念、师资队伍建设、校企结合等方面下功夫，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以差异性研究为参考，切切实实找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才问题，老老实实解决人才需求与培养之间的“一米真空”，在提升人才服务能力的过程中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推动高等教育改革。
建构“一带一路”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是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要能推动实现中外文化“交而通”，但目前在师资队伍、教材、质量评估标准、传播策略与手段、孔子学院布局、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管理机制等方面，我们都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构具有“一带一路”特色的中华优秀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对传播内涵与目标、途径与方法、问题与对策、机制保障，文化传播与文化外交、文化产业、经济模式的关系等学科建设关键要素进行充分分析、论证与研究，最终在国家语言文化政策法规指导下，以语言建设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华文化国际化为目标，构建以语言学、教育学、传播学为学科支撑、符合国际语言文化传播规律的学科体系。
所培养人才要能基于民族文化传统不断汲取融会贯通
文化自有生命，并且能在发展中不断积累传统、创新传统。“一带一路”建设所需中华文化传播专门人才必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并有能力、有办法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成为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交汇的熔炉，传播本民族文化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兼工，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新认识、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创新民族文化，最终形成“一带一路”“日常而不自觉”的文化生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
培养主体要坚持统一培养计划与动态调整机制的统一
目前，中国人才培养模式仍基本沿袭传统，“象牙塔”色彩浓厚，“下笔千言，胸无一策”，“思有千头万绪，手无缚鸡之力”，而“一带一路”建设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需求也相应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这就需要在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统一目标的前提，创新“一带一路”中华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体系，突破“以学为主”的传统模式，以创建“一带一路”专门实践平台为手段，以拓展政府←→高校←→企业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为实施路径，实现“教”、“学”、“练”、“用”四位一体、无缝衔接、相互融合、互为补充，使专业课学习、实践技能与跨文化交际技能培训实现有机统一；使学生的学习与实践实现知识集中化、效果最大化、效率最高化，形成“学习←→实践←→内化←→提高←→再实践”专门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引领世界人才培养的新方向。
“政府—高校—企业”三位一体自循环人才培养模式是捷径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华文化传播人才的需求具有复合性，这决定了任何一所高校、单独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培养出适合“一带一路”建设在某一国家或地区推进过程中所需要的传播中华文化的专门人才，因此，中国和沿线国家可以精准对接“一带一路”需求，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以政府需求为导向，推动高校的教学资源优势与用人单位的实践资源优势相结合，构建一个立体的人才培养自循环模式，即政府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需求提出预期→高校根据政府宏观指导实施培养过程→社会使用人才并检验和反馈人才的社会适应情况→高校和研究机构综合反馈意见调整人才培养方式，并及时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建议→政府调整指导意见反馈给高校……其中每一次再循环都是人才培养层次的一次再提高，而培养内容、培养目标和培养途径却能始终保持协调一致。这种自循环人才培养模式，可以成为“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直通道和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