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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主席接受《传媒》杂志专访:用优美的中华文化问候世界

来源:中华文化促进会 发布日期:2022-08-24 浏览次数:113

“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不仅需要政府机构的大力推动,也需要民间组织的自发交流。近日王石主席接受《传媒》杂志专访,探讨了民间组织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发挥的作用与影响。

《传媒》杂志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自创刊以来,被公认为具有业内影响力的杂志之一,曾获中国优秀期刊奖,是中国新闻出版业最高机构的权威刊物。

 

 

用优美的中华文化问候世界

——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

 

 

文化交流的内涵与外延

 

《传媒》:文化的对外交流,首先需要认识的问题是什么?

 

王石:文促会在创立以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要在文化空间上强调海内外华人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要拓展华人文化空间。我们从前做文化交流,没有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中华民族是一个跨境民族,没有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人”招呼在一起。比如一些早已入籍新加坡的华人,他们可能已经不讲中国文化了,但是他们会讲中华文化,因为中国是个国家概念,而中华是个民族概念,中华文化是他们的根。新加坡也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各个民族有自己根源的文化,这个是有正当性的。移居到世界各地的华人,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跨境民族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谈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就要谈到中华民族本身具有很大的覆盖面,华人这两个字可以做扩大解释,文化的解释就是我们同为中华儿女,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

从民族角度来说,我认为最清楚和准确的提法就是“海内外中华儿女”,中华文化不仅是大陆的认同,而且是全球中华儿女的共同认同,这是一个文化的认同。这个认同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传媒》:在众多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哪次印象比较深刻?

 

王石:文化交流中有很多感动我的瞬间。比如说在创会伊始,我们推出的第一个活动是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它评选了100多首20世纪重要的中国音乐作品。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评选不只是音乐,我认为这项活动开启了华人世界、华人文化的空间,蕴含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认同。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是对20世纪音乐的评定,不仅仅是大陆的,也包括海外华人音乐作品在内的,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作曲家,还有加拿大的作曲家,有美国的作曲家,等等。这些华人,在当地都是非常重要的音乐家。文促会于1993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颁奖盛典,海内外共有100多位获奖音乐家和已故音乐家的亲属以及1000多名音乐家参加了盛典。此后,我们在北京、重庆、深圳、广州、天津、台北、高雄、台中及香港等地举办各类专场音乐会44场,近3000名音乐家参加了演出。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活动

 

记得当年在台湾演出的时候,好多台湾民众因为没有买到票,在音乐厅外迟迟不走。去演出的艺术家们得知后很感动,就在演奏结束后从音乐厅走出来,走到广场上为没进到音乐厅的观众表演。广场上的观众看到这种场景都很激动,当时的现场气氛特别好,观众点名一定要听《黄河大合唱》,艺术家们足足加演了三四十分钟才依依不舍地结束。我认为,这就是文化交流的力量,尤其是一衣带水的同胞间的文化认同,让人动容。之后,这个囊括海内外华人的欢聚活动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均发来贺信,当时的舆论界称其为“华人世界前所未有的文化盛典”。

 

《传媒》:这些年,您认为与台湾地区的交流活动中有哪些值得特别推介?

 

王石:我们很重视和台湾地区的交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两岸人文对话”,这是文促会与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共同推进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项目。

 

2012年第一届两岸人文对话

 

2012年,太平洋基金会董事长钱复先生托人给我带了个口信,希望与文促会建立联系。钱复先生当时快80岁了,得知老先生的这个意愿后,我就去到台湾。我跟钱先生提出,我们之间要合作就抓住一个项目干下去。我建议可以做“两岸人文对话”,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两岸的学者坐在一起交流,对互相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我说咱们需不需要签署一个约定,钱先生说:“君子一言,不需要签署。”后来我们就合作了10次,这个项目不仅在大陆举行,还在台湾地区举行。虽然每次都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可是这些学者在学界有很大影响。像台大老校长叫孙震,孙先生没有一次缺席过。大陆这边像葛兆光、刘梦溪、金灿荣等学者,都会经常参加我们的论坛。

 

我会名誉主席许嘉璐和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钱复

 

“两岸人文对话”到今年8月份就该举行第十一次了,这次探讨的题目是《史记的古注和今注》。我们跟台湾方共同讨论史记的问题,再次说明通过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更容易让两岸同胞自然而然地坐到一起,通过文化把我们紧紧维系在一起。许嘉璐先生曾说:“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和共同的命运,只有文化纽带是最牢固的两岸关系,我们应该携手共进,讨论如何为世界做贡献的问题。”

 

《传媒》: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跨越,文促会在提升文化强国建设方面有哪些举措?

王石:针对日益显见的全球化趋势,特别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

 

文化高峰论坛发起人之一-杨振宁

 

2004(甲申)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5人发起,文促会邀集海内外66位华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人文学者和艺术家在北京举行了“2004文化高峰论坛”,与会专家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用三天的时间畅所欲言,开放交流,凝聚成了一篇《甲申文化宣言》,藉以此向海内外同胞,向全世界发出中国人的文化主张,“我们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我们愿与海内外华人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共同奋斗!” 中华文化的对外属性很强,这项活动我认为是它是有世界影响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外交流中的认知与探索

 

《传媒》:民间组织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重点和特点分别是什么?

王石:我之前讲过一句话,在文化的交往、对话、交流和合作中,彼此都希望尽可能避免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生硬导入,尽可能体现文化的柔性、弹性、包容性和接受度。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政府很希望把民间交流纳入到官方渠道。因此有些提法,比如说“民间外交”等,其实我不太认同这个提法,因为外交这是国家之间的事,不能把民间的事情也纳入到外交里边。根据我的经验,民间组织在对外交流的时候,如果把“外交”两个字写在脑门上,那么你可能就走不出去了。你是外交官还是老百姓,这有本质区别,虽然政府层面乐见于普通人的热情交流,但是如果裹挟了太多政治因素的民间交流,就会让双方都变得战战兢兢。总归,我认为不能把民间的交流过度政治化,更不要把它称为“民间外交”,这样对民间交流是不利的,我们反而达不到交流的目的。

我在上海参加中央文史馆会议的时候,特别提到民间的文化交流是不能被代替的。其一,因为它不是国家的,也不是政府间的,当然也不是外交的。但是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关键,在于人民相亲相近。人民之间天然的友好关系是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所以民间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其二,因为民间交流的“味道”不一样。官方交流难免会有很强的政治性,这和民间的交流完全不一样。我听到过一句话,是说要用中华文化去震撼世界,我就说为什么要震撼世界?我的观点是,要用优美的中华文化去问候世界,我觉得这样更好一些,一个低的姿态,一个向别人学习的姿态,很善意的姿态去问候这个世界,去跟别的文化交流。不是要去震撼别人,更不是强加给别人,它是民间的姿态,友好的善意的姿态,我认为这个概念是要坚持的。

 

《传媒》:文化的对外交流合作中,民间组织该如何探索?

王石:文化交流是每个国家都有的内在要求,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内在要求。我觉得文化的发展从小圈子到大圈子,它是逐渐走向融合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一点一点从不同到交融到变成更大的文明。这个过程,我说它是既不一样,又很好奇的过程。比如说人家家里怎么过日子的,他们关心关注什么?我们会很好奇,然后当然也有一些碰撞,当政治的需要离他们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就会发生碰撞,也会发生误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过程。非常生动的意思是,它既吸引你又排斥你。

 

迪拜世博会中华文化馆

 

文化交流本身也是充满风险的,特别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意识形态。我有时候感觉我们与蒙古人、阿拉伯人的差异很大,反而我们和美国人的差异是最小的,因为我们长期在关注美国、了解美国,所以这种差异会更容易理解。意思是你首先得了解他们,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去年,我去迪拜参加世博会的时候,就深刻地感觉到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摩擦。这需要我们非常小心地去跟他们打交道。我在迪拜默罕默德酋长伊斯兰文化中心交流中提到,中国的民众对伊斯兰文化是比较陌生的,可能伊斯兰民众对中华文化也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彼此生活的习惯信仰差异太大。我们之间民族不一样、人种不一样,很多观念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或者是摩擦,在文化交流中确实时常体现。这个世界有很多陌生的领域需要我们去了解,既然是交流,首先就是要了解它,或者部分能接受它,或者部分不能接受,这是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里边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好奇。

 

对外交流中的合作共赢

 

《传媒》:近年来,文促会在对外交流的合作项目中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王石:这要提到我们的“万里茶道系列活动”。“万里茶道”是十七世纪兴起的以茶叶为大宗货物的国际贸易路线,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线路包括,南方的产茶区、中间的运输路段,以及外贸线路。从我国武夷山经蒙古国乌兰巴托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1.4万公里,是一条享誉世界的文化线路。

 

第三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演讲中,习主席将中俄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万里茶道”与当今世纪的“中俄输油气管道”并称为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2014年,文促会便成立了一个由中、蒙、俄三方合作的万里茶道协作体,并于当年开始主办“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城市合作峰会,每届峰会均有超过80多个沿线城市的众多代表参加,这条万里茶道上分布着有200多个城市,峰会把论坛、商贸、旅游结合起来,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让城市连接起来”的愿景。万里茶道系列活动坚持了10年,这在文促会的文化交流中也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交流,它还有产业交流。说到茶叶,在2020年的5月21日,是联合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日”。文促会联合国内外50多个相关组织、30余个相关城市,举行主题为“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茶,让我们在一起”的首个“国际茶日·万里茶道系列活动”,并发布《首个国际茶日万里茶道(北京)倡议》。活动通过微博和抖音平台进行36小时不间断直播,共贺“国际茶日”,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传媒》:您在多个场合中提到过费孝通先生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这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否存在直接的联系?

王石:天下大同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一种理想,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习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来以后,我认为有两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是追求本国利益时,要适当注意到他国的合理关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这个意思;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把竞争的最高原则定为共同受益,合作共赢,提出反对零和思维。我认为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里最闪光的两个观点,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后,全球化就有了一道曙光,甚至说有了一种理想,人类不仅仅是竞争的,也是合作的。

我认为,人类的共性是大于差异的,虽然说差异有时候看起来非常明显。文化交流的一个重点就是寻求人类的共性,而不是寻求差异。文化交流致力于消弭这种差异和差异带来的对抗。我再做个解释,你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时候,要兼顾考虑别人的正当要求、正当主张,这才能叫共同体。最终,共同体是没有敌人的,共同体的利益是大于一国利益的。